‌国家主流思想的“就位”与“重塑”

作者：朱云川

有人说：儒家学说的核心就是孔子主张的社会秩序论:“君君臣臣、父父子子”，这也是历代王朝尊崇儒家学说的根本原因。至于荀子、孟子的许多主张，被封建统治者们选择性地忽略了。

朱云川老师指出，社会上各尽其位，这个观点没毛病。孔子生前及身后上千年，至宋以前，并不得帝王亲睐。董仲舒的儒教，三纲五常才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础。宋明封建科举以四书五经取士，孔子才成了皇帝册封的“圣人”。

正如马克思说过，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，取决于满足这个国家的需求的程度。

01  历史长河中，儒家思想的“就位”与“重塑”

各位朋友：

大家好！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——“各尽其位”。社会运转需要每个角色找到自己的位置，这个道理放在思想文化的演进里，同样耐人寻味。就像我们常说的孔子与儒家，它的“就位”，其实藏着一段跨越千年的历史密码。

很多人以为孔子生来就是“圣人”，可翻开史料会发现，真相远没这么简单。

孔子生前周游列国，想把自己的主张献给诸侯，却屡屡碰壁；他去世后的上千年里，直到宋代以前，也始终没真正得到帝王的青睐。不是他的思想不好，而是在那个诸侯争霸、王朝更迭的时代，他强调的“仁”与“礼”，还没找到能支撑整个封建社会运转的“位置”。

真正让儒家“就位”的，是董仲舒。

汉武帝时期，董仲舒提出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他把儒家思想与阴阳五行、君权神授结合，重新构建出一套能维护大一统、巩固皇权的理论体系。从这时起，儒家才不再是诸子百家中的一派，而是成了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石——它找到了自己服务于皇权家天下、中央集权的“位”，帝王也终于找到能勉强凝聚人心、稳定秩序的思想工具。

而孔子真正被推上“圣人”神坛，还要等到宋明时期。

当科举制度开始以儒家经典为唯一取士标准，当“四书五经”成了天下读书人求官入仕的必由之路，孔子的地位才被彻底固化。帝王册封他为“至圣先师”，不是因为突然读懂了他生前的理想，而是因为这个“符号”，能让天下人在思想上归位，在行为上守序。

说到底，“各尽其位”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。

思想要找到自己的“位”，需要顺应时代的需求；而时代的发展，也总会为合适的思想留出位置。今天我们回望这段历史，不只是为了看清孔子如何成为“圣人”，更是为了明白：无论是一种思想、一个角色，还是我们每个人，只有读懂时代的需求，找到与时代同频的“位置”，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。

谢谢大家！

02  让理论扎根时代，让思想回应需求

各位同仁：

大家好！今天想和大家分享马克思的一句名言：“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，取决于满足这个国家的需求的程度。”

这句话看似简单，却道破了思想与时代、理论与实践的核心关系——真正有力量的理论，从来不是书斋里的空想，而是能回应国家需求、解决时代难题的“金钥匙”。

回望历史，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。

近代中国积贫积弱，无数仁人志士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：有人搬来西方的“民主共和”，却在军阀混战中沦为空谈；有人尝试实业救国、教育救国，终究难以撼动旧中国的根基。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，情况才彻底改变。

为什么？因为彼时的中国，最迫切的需求是推翻“三座大山”、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——而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、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，恰恰精准回应了这份需求。它像一盏灯，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，让“救中国”从模糊的愿望，变成了可实践、可实现的方案。

再看新中国成立后的历程。

从一穷二白的起点搞建设，我们需要理论指导如何发展生产力——于是有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，让中国从“无工业”走向“有体系”；改革开放初期，我们需要理论突破“姓社姓资”的困惑，找到发展经济的新路径——于是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，让“发展是硬道理”深入人心，推动中国经济腾飞；

如今，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，我们需要理论解答“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”“如何应对风险挑战”—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便成为指引我们奋进新征程的行动纲领。每一次理论的创新与实践，都紧扣着不同时代国家最核心的需求。

反过来想，如果理论脱离了需求，会是什么样？可能是晦涩难懂的概念堆砌，可能是脱离实际的空中楼阁，即便逻辑再严密、论述再华丽，也无法落地生根，更谈不上“实现”。

就像今天的社科界，搬来儒家西学难有用武之地，或者当年有些国家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理论，不顾本国生产力水平搞“激进革命”，最终导致社会动荡，这正是理论背离国家实际需求的教训。

各位，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回应需求，思想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。

今天的我们，无论是从事学术研究、政策制定，还是在各自岗位上奋斗，都该记住马克思的这句话：不要为了理论而理论，要为了解决问题、满足需求而探索。

当我们的思考、我们的行动，都紧扣国家发展的脉搏、回应时代提出的课题，我们所践行的，便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真谛，所创造的，便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价值。

谢谢大家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