‌独尊儒术：帝王任性下的思想抉择与国运兴衰

　　作者：朱云川

　　为什么朱老师说独尊儒术是帝王任性的结果呢？单用黄老，可以造就太平盛世，比如文景之治；昭宣二帝坚持道本法用，可以造就更强大的太平盛世。西汉时期的这两种太平盛世，都是人民幸福，国家安宁，君王无为，服从天道，不自由，有权不可任性。

　　反之，汉武帝好用兵，开疆拓土，让天下人服从自己，结果把文景之治积累的财富耗尽，民生艰难，国力衰败，不得已颁轮台罪己诏，罢兵弃儒，回归黄老。

　　汉元帝无视昭宣的道本法用取得的辉煌成就，只因性格懦弱，不喜法家严刑峻法，个人偏好亲近儒学，导致儒术独尊，黄老不尊，法家不用，一团和气，结果西汉国运迅速走向灭亡，从汉元帝登基到西汉王莽改制灭亡，只有七十多年。

　　在汉元帝做太子时，汉宣帝就批判了这种尊儒思想，叹气说：“乱我国家者，太子也。”

　　《“独尊儒术”：帝王任性下的思想抉择与国运兴衰》

　　一、黄老之治下的盛世典范

　　（一）文景之治：黄老思想的成功实践

　　在西汉初期，文景二帝奉行黄老之学，无为而治成为当时的治国理念。黄老思想主张政府不过多干预民间事务，让百姓顺应自然规律发展生产。

　　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，文景时期的社会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。百姓安居乐业，农业生产蓬勃发展，经济迅速恢复。据史书记载，当时仓库里堆满了粮食和物资，百姓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。

　　文景之治的成功，充分证明了黄老思想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有效性，它以一种顺应天道、无为而治的方式，让人民幸福、国家安宁，君王并不肆意妄为，而是遵循着自然和社会发展的规律。

　　（二）昭宣盛世：道本法用的辉煌成就

　　昭宣二帝时期，坚持道本法用的策略，这是黄老思想与法家思想的巧妙结合。这种结合既保留了黄老思想中无为而治的精髓，给予百姓发展的空间，又运用法家思想中的制度规范来治理国家。

　　在这个时期，国家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，国力更加强盛，太平盛世得以延续和发展。

　　这再次表明，在黄老思想体系下，无论是单纯的无为而治，还是与法家思想的融合，都能为国家带来繁荣昌盛，而这背后的关键在于君王不任性，遵循治国的正道。

　　二、汉武帝独尊儒术：任性妄为的开端

　　（一）战争消耗与民生衰败

　　汉武帝喜好征伐，他希望通过开疆拓土来彰显自己的权威，让天下人都服从自己的意志。

　　在这种个人野心的驱使下，他选择了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，独尊儒术。因为儒家思想在当时更符合他发动战争、加强中央集权的需求。然而，这种任性的决策带来了严重的后果。

　　战争需要大量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，文景之治积累下来的财富被迅速耗尽。百姓们承受着沉重的赋税和徭役负担，民生变得艰难，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整体国力也逐渐衰败。

　　汉武帝晚年不得不颁布轮台罪己诏，罢兵弃儒，重新回归黄老思想，这无疑是对他之前独尊儒术、任性用兵决策的一种反思。

　　（二）儒家思想与汉武帝的野心

　　汉武帝选择独尊儒术，并非是因为儒家思想在当时是最适合治国的思想，而是因为儒家思想中的某些观念，如君权至上、等级分明等，能够满足他个人的权力欲望和战争战略。

　　儒家强调臣民对君主的绝对服从，这使得汉武帝在发动战争时能够更容易地动员民众和控制舆论。但这种基于帝王个人任性的思想选择，却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，打破了之前黄老之治下的和谐稳定局面。

　　三、汉元帝独尊儒术：重蹈覆辙的任性选择

　　（一）个人偏好与国运衰落

　　汉元帝无视昭宣二帝道本法用所取得的辉煌成就，仅仅因为自己性格懦弱，不喜欢法家的严刑峻法，便个人偏好亲近儒学，导致儒术独尊，黄老思想被摒弃，法家思想也不再被运用。

　　他的这种选择完全是出于个人的任性和片面的喜好，而没有考虑到国家整体的利益和治国的实际需求。在这种独尊儒术的统治下，国家治理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和灵活的应变能力，官场腐败滋生，社会矛盾激化，西汉的国运迅速走向灭亡。

　　从汉元帝登基到西汉王莽改制灭亡，仅仅七十多年的时间，就见证了一个王朝的衰败，这与汉元帝任性地独尊儒术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　　（二）汉宣帝的预见与无奈

　　汉元帝做太子时，汉宣帝就批判了他的这种尊儒思想，叹气说：“乱我国家者，太子也。”汉宣帝作为亲身经历过道本法用盛世的君王，深知黄老思想与法家思想结合的重要性，他也预见到了独尊儒术将会给国家带来的灾难。

　　然而，他却无法改变汉元帝的思想倾向，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西汉走向衰落。这也进一步说明了，帝王的任性在思想抉择上的影响力是巨大的，一旦这种任性的选择不符合国家发展的规律，就会导致国运的衰败。

　　总结：

　　“独尊儒术”在汉朝成为主流思想的过程中，帝王的任性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。从汉武帝到汉元帝，他们基于个人的野心、喜好等因素，选择独尊儒术，而忽视了黄老思想和法家思想在治国理政中的积极作用。

　　这种任性的思想抉择背离了让人民幸福、国家安宁的正道，最终导致了西汉国运的兴衰变化。这也警示着我们，在治理国家或做出重大决策时，应遵循客观规律，避免任性妄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