‌来华传教士们，是中华文明的系统性窃贼

作者：疾风呆蓝

公众号：人生决策指南  2025年11月11日

疾风呆蓝的第216篇原创文章

在近代中西交流的虚伪叙事里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：

早期传教士几乎就是汉学家，早期汉学家大多都是传教士。

甚至有很多传教士，最后放弃传教，专门去当汉学家去了。

其实，“传教士” 与 “汉学家” 的高度叠合从来不是什么 “文化巧合”，而是一群打着 “传播福音” 幌子漂洋过海的侵略者，顶着 “汉学家” 的学术外衣，干着盗窃文明成果的勾当。

他们传教成果寥寥无几，掠夺的典籍、技术却足以撑起西方近代崛起的半壁江山。

西方的所谓 “强大”，不过是一场靠文明输血完成的强盗式崛起，而他们精心构建的伪史、颠倒黑白的叙事，至今仍在污染着对历史的认知，让无数人沦为被洗脑的牺牲品。

一、挂羊头卖狗肉的传教骗局

传教士的天职是 “传播教义、拯救灵魂”，这是教会赋予他们的唯一使命，也是其获取经费、在中国立足的合法性基础。

但历史档案的铁证，却撕碎了这层虚伪的面纱。近代来华的核心传教士群体，清一色是 “挂羊头卖狗肉” 的窃贼，将教会经费当盗窃资金，把传教身份当掠夺通行证，上演了一出 “主业荒废、副业疯狂” 的荒诞剧。

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理雅各，1843 年至 1873 年在华 30 年，据伦敦会 1873 年年度报告记载，其发展的稳定信徒仅 87 人，不足同期普通传教士平均成果的零头，传教著作《基督教与儒家思想对比》发行量不足千册，在中西两地均无人问津 [1]。

但就是这个 “不合格的传教士”，却用教会的传教经费，疯狂收购 2.3 万册中文典籍，宋刻本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、明代孤本方志等珍稀文献被其尽数搜刮，90% 以上的时间都耗在翻译上，最终出版 28 卷《中国经典》，成了西方汉学的 “奠基人”[2]。

更讽刺的是，当其他传教士联名投诉他 “荒废传教主业” 时，伦敦会不仅不处罚，反而追加经费支持他将掠夺的典籍运回欧洲。

德国同善会传教士卫礼贤的行径更为露骨。他在青岛传教 21 年，核心稳定信徒不足 30 人，教堂门可罗雀 [3]，却把 “礼贤书院” 变成了文化掠夺据点，搜集山东地方志、民间契约 1500 余册，连 “胶东盐商契约”“莱州府宗族祭祀章程” 这类关乎民间社会运作的核心资料都不放过，翻译的《易经》《道德经》成了西方解读中国哲学的 “权威”[4]。

教会对这种 “本末倒置” 全程默许，本质就是把 “传教” 当遮羞布，真正想要的，是传教士用合法身份榨取的中华文明成果。

“汉学家” 的帽子，不过是为这群窃贼量身打造的学术伪装，让掠夺显得 “师出有名”。

二、与传教无关的系统性盗窃

如果说身份错位是间接佐证，那么传教士的具体行径，就是直指掠夺本质的铁证。传教本只需掌握基础口语和宗教术语，可这些 “传教士 - 窃贼” 的目标，却精准锁定了中华文明的核心技术、文化典籍、地理情报 —— 凡是对西方有用的，无一不被他们疯狂窃取，与传教没有半毛钱关系，只剩赤裸裸的贪婪。

1712 年，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殷弘绪，伪装成 “农业研究者” 潜入江宁织造局，像间谍一样刺探养蚕、缫丝、织绸的全套核心技术，从蚕种培育到提花工艺，连最关键的缫丝水温都记录在册，撰写成《关于中国养蚕的报告》寄回法国 [5]。这份纯粹的技术盗窃报告，直接让中国生丝出口价格从每担 200 两白银暴跌至 70 两，中国纺织业遭受灭顶之灾，而西方纺织业却踩着中国的技术成果，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[6]。

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在华 33 年，更是把自己活成了 “情报搜集器”，走访广州作坊、江南农田，记录丝绸纺织流程、水稻种植技术、漕运路线，甚至民间商业账簿都不放过，撰写的《中国经济全书》成了西方殖民机构对华贸易掠夺的 “操作手册”。这哪里是学术研究，分明是有组织的经济间谍活动！

文化典籍的掠夺更是令人发指。法国传教士马若瑟在华 46 年，深耕粤方言语法，撰写的《汉语札记》细致到汉字音韵、句法结构，远超传教所需，本质就是为西方掌控中文、解读中国文化铺路；他还通过清宫官员，偷偷抄录《永乐大典》中 57 卷戏曲、方言篇目，而这些原件后来毁于庚子国变，他的抄本成了西方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 “独家资料”，中国学者直到 1980 年代才通过影印本接触，相关研究滞后近百年 [7]。

卫礼贤用几枚银元，就从山东民间收购了 300 余件清代土地契约、宗族族谱，其中不乏罕见的 “胶东盐商契约”，1920 年全部运回德国，把中国民间社会的核心档案当成了自己的 “战利品”[4]—— 这种 “趁火打劫” 式的掠夺，比明火执仗的抢劫更卑劣，因为它摧毁的是一个文明的记忆根基。

更无耻的是，他们还化身 “军事间谍”，为西方殖民扩张提供情报。法国传教士古伯察伪装成喇嘛潜入西藏，绘制《青藏高原驿站图》，把清军边防部署、驿站间距标记得一清二楚，交给法国陆军部作为入侵评估依据 [8]；

白晋借着康熙宫廷教师的身份，6 次向法国科学院寄送中国经纬度数据、地理测绘图，让西方精准掌握了中国的地理命脉 [9]。这些行为，早已超出 “学术”“传教” 的范畴，是赤裸裸的侵略帮凶行径，是对中国主权的公然践踏！

三、西方靠盗窃发家的伪进步骗局

长期以来，西方把自己的崛起包装成 “制度优越”“自主创新” 的神话，却刻意隐瞒了一个肮脏的真相：

他们的近代化，不过是一场靠系统性盗窃中华文明成果完成的 “输血式崛起”。从技术到思想，从经济到科技，西方近代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，都深深烙印着 “中国盗窃” 的痕迹。

纺织业是工业革命的核心，而西方纺织业的腾飞，始于殷弘绪窃取的中国缫丝技术 [5]；

军事领域，汤若望向清廷进献火炮技术时，刻意隐瞒火药配比的关键参数，却把完整技术传回欧洲，让西方火器实现了对中国的反超 [10]；

农业领域，金尼阁记录的中国水稻 “一年两熟” 技术、茶叶炒制工艺，被荷兰东印度公司复制到殖民地，奠定了其经济霸权的基础 [11]；

思想领域，理雅各、卫礼贤翻译的儒家经典，成了西方启蒙运动的 “思想养料”，伏尔泰改编马若瑟翻译的《赵氏孤儿》，把中国伦理思想包装成西方的 “道德典范”[2]。

西方就像一个寄生虫，靠着吸食中华文明的养分，才完成了所谓的 “进步”。

但窃贼最怕被揭穿，西方在吸饱血后，立刻着手构建伪史，切断与中华文明的渊源，把盗窃来的成果伪造成自己的 “原创”。

传教士艾约瑟编写《西学略述》时，公然虚构西方科学史，否定中国学者黄履庄的显微镜发明权，杜撰阿基米德 “铁钩翻船” 的谎言，把中国的科技成果安到西方人头上 [12]；

利玛窦翻译《四书》时，强行把儒家 “天” 译为基督教 “上帝”，篡改 “克己复礼” 的内涵，制造 “儒家与基督教同源” 的假象，为西方挪用中国思想铺路 [13]。

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更是这场伪史建构的关键黑手：1687 年他在巴黎出版《中国哲学家孔子》，把《周易》的 “太极”、儒家的 “天” 全部扭曲译为基督教 “上帝”，把孔子塑造成 “西方先知”[14]—— 他这么做，就是为了给西方盗窃中国思想 “铺路搭桥”，先把中国成果 “西方化改写”，再据为己有就显得 “名正言顺”。

而西方哲学家莱布尼茨，明明是通过这本被扭曲的著作，从《周易》“阴爻 --”“阳爻 —” 的卦象中获得了二进制的核心启发，却因为害怕暴露 “西方文明源于中国” 的真相，干脆删除所有关于《周易》、华夏文化的引用，把二进制伪造成自己的 “独立发明”[15]。

四、被洗脑的认知与受损的文明自信

西方构建的这套伪史叙事，不是早已尘封的历史，而是至今仍在毒害认知的精神鸦片。

如今，还有无数人被 “传教士是文化交流使者”“西方文明天生优越” 的谎言洗脑，把窃贼当成恩人，把被掠夺当成 “被拯救”，这种认知的扭曲，比历史本身的伤害更深远。

多少人歌颂传教士 “带来了科学进步”，却忘了他们是带着盗窃目的而来，是为西方殖民扩张铺路 [16]；

多少人贬低中华文明 “落后保守”，却不知道西方的 “先进” 里，满是从中国偷来的技术与思想 [2]；

多少人盲目追捧西方的 “普世价值”，把儒家思想污名化为 “专制工具”，却忘了伏尔泰曾盛赞中国伦理，西方社会规范里藏着儒家思想的影子 [17]。

这种被颠倒的认知，让中华文明的原创性成果长期被低估、被窃取。

中国的四大发明被说成 “简单技术”，西方在此基础上发展的技术却被奉为 “伟大创新”；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被刻意淡化，西方盗窃后的突破却被标榜为 “自主探索”[18]。

更严重的是，这种遗毒侵蚀着国人的文化自信，让不少人陷入 “崇洋媚外” 的迷思，把西方学术框架当成 “唯一标准”，贬低本土学术的价值 [19]。

这些现象的本质，都是被西方伪史叙事洗脑的结果，是对自身文明的背叛。而西方则靠着这套叙事，持续占据文化霸权，让世界误以为 “西方就是文明的中心”，让中国即便在今天，仍要为摆脱这种认知枷锁而付出巨大努力 [20]。

五、为窃贼辩护就是对文明的背叛

最令人痛心的是，即便海量史料早已戳穿传教士的盗窃本质，如今仍有一群被西方伪史深度洗脑的愚昧之徒，执意要为这些文明窃贼辩护。

他们捧着被篡改的历史教科书，鹦鹉学舌般重复 “传教士带来文明”“西方拯救中国” 的谎言，把掠夺说成 “交流”，把盗窃美化为 “启蒙”，把侵略帮凶包装成 “文化使者”[21]。

他们无视理雅各用传教经费疯狂掠夺典籍的铁证，辩称 “这是学术交流”[1]；

无视殷弘绪窃取缫丝技术导致中国纺织业崩溃的史实，硬说 “这是技术传播”[5]；

无视古伯察绘制军事地图为殖民入侵服务的真相，还在吹嘘 “这是地理探索”[8]。

这些人要么是对历史一无所知，被西方精心构建的叙事牵着鼻子走；要么是丧失了基本的文明立场，心甘情愿沦为西方文化霸权的 “精神奴隶”[22]。

他们的狡辩，本质上是对历史的背叛，是对中华文明无数先人心血的亵渎。

当他们歌颂传教士 “拯救中国人” 时，忘了那些被掠夺的技术让中国手工业破产、无数百姓流离失所 [6]；

当他们美化 “汉学家” 的学术贡献时，忘了那些被偷走的典籍让中国学术研究断层百年 [7]；

当他们贬低中华文明 “落后” 时，忘了西方的强大不过是靠盗窃发家的强盗逻辑 [2]。

这种愚昧与麻木，比历史上的掠夺更具危害性。它让西方的伪史叙事得以延续，让文明掠夺的真相被掩盖，让无数人至今仍活在被颠倒的认知里，持续损害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[23]。

六、戳破谎言，重塑文明自信

传教士与汉学家的身份重合，从来不是历史的偶然，而是西方文明掠夺的必然。传教是他们的 “合法入场券”，学术是他们的 “掠夺工具”，这些人的本质，就是一群穿着宗教外衣、戴着学术面具的文明窃贼。

西方近代的崛起，不是什么 “先天优越” 的结果，而是一场靠盗窃中华文明成果完成的强盗式发家。他们构建的伪史，不是 “学术争议”，而是颠倒黑白的文化霸权工具。

为窃贼辩护的愚昧之徒，终将被历史的洪流所唾弃。

那些试图掩盖盗窃真相、贬低中华文明的谎言，终将被击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