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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建国:‌我们最应该后悔的是什么

时间:2024-11-08 09:39点击:251

  ‌我们最应该后悔的是什么?

  陈建国(江西省社会科学院)

  

  写下文章标题,我就觉得有点怪怪的:后悔,还值得写吗?反复思考觉得非写不可:真正能让我们后悔的,就应是历史教训。聪明人会吃一堑长一智。历史经验告诉我们:对越是感到后悔的事,就越要深入研究,认真对待。如果对后悔的事,不想也罢,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。

  一、“双首长制度”在建国后就结束了,不再实行,应当是我党和我国人民最应该后悔的事。但是,我们大家都不在中央领导层,后悔也没用。

  一般认为:领导班子总得有个人拍板定案,最后说了算,才能对重大事件尽快做出决策。所以,世界各国都实行单一首长制。英国女王就是名誉上的元首,实权在首相手上;日本天皇也一样。资本主义各国虽有选举制度,但行政时仍然是总统个人说了算,与资本利益发生重大冲突时,政府才会受到国会或议会的牵制。但在战争年代的中国革命军队,包括中国工农红军,以后的八路军、新四军,及中国人民解放军,都实行政委和司令员双首长制。二者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。双首长平等决策,使得“尊重对方意见”成为首长思维的一种习惯,这就成了扫除封建社会“天无二日,国无二君”独裁意识的最有力思想武器。蒋介石主导的国民党统治,就是封建独裁统治,所以被人称为“蒋家王朝”,叫“中华民国”根本名不副实。(详见《领导科学》2010•11月上,第15、16页)

  后来的人们,光记得朱、毛两位曾经吵过架;没有注意到:在双首长意见分歧的时候,恰恰是各“常委”能够积极发挥作用的时候:他们根据自己的认识,或者支持其中之一,或者对某方之错误进行批评帮助,或者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。经过充分协商、讨论,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统一。红军就是这样,充分依靠领导层内部的民主,在危难中走出来,不怕牺牲,团结一致,所向无敌。

  建国以后,国内没有强大而公开的敌人。我们就放弃了双首长制,渐渐走上个人有最终决定权的“单一首长制”。也有一种说法,说此事始于延安时期。但全国解放以后,全党全国“只有一个领袖”则是不争的事实。按当时的政治气氛,谁要是被称为“另一位领袖”,谁就是分裂党,分裂国家,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!就是反革命!必须全党全国共讨之!结果就是:党内高层民主荡然无存!其后果,在“十年文化大革命”及其后个别时候,充分显现出来!“圣旨即真理”,“官本位”等封建主义色彩浓厚而日益强烈!党内,特别是中央高层,民主难觅踪影;老人干政却常有耳闻。

  反对并废除“双首长制”,是对中国式民主的大倒退。没有了民主,还谈什么“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?”应该后悔的事情,却不见手机微信里或者各个平台对此有所讨论。

  当然不能一概而论,在人们所称的“胡温十年”,还可以见到两位领导互相尊重、协商处理问题的情景,特别是抗洪、抗地震时两位争上前线,令人感动。

  

  二、我们这么大个党和国家,没有充分重视朱总司令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伟大作用。朱德同志在建国后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,我们的一些同志,在很多地方是不听朱德委员长的话才犯了错误,可就是不知道后悔。

  我们的党和人民群众,对于朱德委员长的正确意见麻木到了什么程度,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可说明:

  1959年2月,朱德同志对农村大办公共食堂问题提出意见。《朱德选集》371页至375页记载就有7次,他实际上在各种不同场合提了十多次。多是给基层干部、媒体人和省、地领导提的;一直到1961年5月9日,他直接给毛泽东同志写信,此后,还是借毛主席之手,他的正确意见才得以被党中央接受,历时两年多啊!农村吃大锅饭浪费粮食,是造成所谓“三年困难时期”的重要原因之一!可以设想:如果是“伟大领袖毛主席”亲自提出这个问题,还不是“传达最高指示不过夜”,一下子就解决问题了吗?

  在更为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,我党和人民群众不尊重朱总司令的意见,所带来的后果实际上非常严重。这里只重点讲几件事情。

  朱德主张沿海进行国民经济建设

  中苏关系变坏以后,毛主席主张大搞所谓“三线建设”,在西北、华北,靠近边界地区,修防御工事,建设兵工厂和搞其它工业项目。如果是为了改善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条件,这当然是对的!但他是以预防第三次世界大战,防止苏联进攻中国的名义,要求这样做。当时的说法是:备战备荒为人民!备战摆在首位。那些地方多是不毛之地,交通运输、后勤供应、商品供销都有巨大困难。很多三线厂子后来被迫回迁内地。由此造成的浪费、损失和违背经济规律的问题实在太多,一言难尽啊!

  朱德同志反对这种做法。他说“世界大战几十年内打不起来!”毛主席就直接批评朱德说:“你是总司令还这么右倾!”但是老朱不为所动,就是反对把工厂建设在荒无人烟的山沟沟里!朱德委员长的想法就是要沿海岸线搞建设,在原来经济基础比较好的地方搞建设,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可想而知,朱德的反对意见没用,三线建设问题只能悄悄地收场。

  在台湾国民党反动派叫嚷“反攻大陆”的关键时刻,1957年朱德视察海南岛时提出建议,要求海南发展水路交通,建设商港、军港,跟欧美日做生意。要求中央各部委支援海南建设。立足点也是认为国民党根本不可能反攻大陆。他的想法,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了。

  海南的负责人冯白驹同志当时就提出海南建省,当然受到了朱总司令的鼓舞,结果冯白驹被说成是闹独立性,并被打成右派,撤消党内外职务。如果我们在1957年实行海南建省,发展至今,台湾和南海形势会怎样,真的很难想象了。

  朱德主张“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,首先要搞好社会各阶级、各阶层的团结。”(《朱德年谱》265页)这比一般地讲讲“阶级合作”更进了一步。

  朱德这个话是在1965年12月讲的,离开“史无前例”不足半年时间,是不是他有感而发?尚不得而知。我党如果听了朱德的话,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早早收起;也就不会出那么多的冤假错案,干部们也不会无端地受那么多迫害了。

  是技术挂帅还是政治挂帅?

  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,政治挂帅的口号喊得震天响。所谓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”,实际上就只有一句话“读毛主席的书,听毛主席的话,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!”别的都不重要。但是,熟读毛主席语录就能打胜仗吗?

  朱德的主张与此截然不同。在庐山,战斗英雄张积慧同志告诉我:在志愿军空军成立时,朱总司令到现场鼓励他们“勇敢加技术,战胜美国空军”。《朱德选集》275页有一段话:“空军能不能建设好,掌握技术是个关键。在一定的意义上,技术决定一切。”同书第308页文章标题:“技术在装甲兵建设中的决定作用”。然而,技术挂帅的观点在当时受到严厉地批判。总参谋长罗瑞卿同志,在全军开展大比武,实际上是在执行朱总司令的指示,可是却被说成是:犯了用技术挂帅冲击政治挂帅的错误,当时可没少挨批判哪。如果我们早点听朱老总的话,中国的军事技术或许早就超过美国了!

  没有很好听朱德的话,应该是我们最后悔的事!

  明明是反对朱德,却把斗争矛头指向执行朱总指示的那个人。谁听朱老总的话谁就倒楣,朱德还能有什么“崇高威望”?谁的策略厉害,权谋无敌,谁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。因不懂权谋被打败者就是党内“走资派”。文革结束以后,对刘少奇、彭德怀等同志的平反昭雪,说明这一逻辑多么地荒谬!

  功劳巨大的领导人,人们怀念他,纪念他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。但是硬要把某人美化成神,说他一点错误也没有,这就是在推销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!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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